汪曾祺是大作家，然而他又是“小”作家，从体量上讲，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，也没有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部头。再则，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散文，他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，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，小说中的人物不是达官显贵，尽是那些平淡的小人物。好在评价作家和作品，不以体量作为唯一标准。在作家圈里，都说他有趣好玩，其作品看上去漫不经心，却是一种文学的境界，一种文学的价值追求。

　　其实，对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论，汪曾祺有着长期的思考，不过这些思考散布在他的书评、随笔和杂谈之中。新近出版的《汪曾祺的写作课》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），全面体现了他的文学创作观，阅读本书之后，再欣赏他的小说作品，就会发现他的文字如同老酒，醇香悠远，蕴藏万千气象。

　　该书精选了汪曾祺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章35篇，包括对阅读的经验之谈，如《开卷有益》《谈读杂书》《读廉价书》等；对技巧的精确提炼，如《思想·语言·结构》《小说技巧常谈》《文学语言杂谈》；对创作的深刻感悟，如《小说创作随谈》《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等。

　　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，写作深受其影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认真研读沈从文的作品。本书中收录的首篇文章便是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，汪曾祺在解读《边城》的同时，表达了文学创作见解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在文学史上地位不言而喻，汪曾祺说这是一首近七万字的长诗。小说的语言有诗意，是对一个人文学修养的极大褒奖，而小说中的故事富有诗意，那就是一种文学高度了。他在文中谈到，小说要想塑造出诸如翠翠这样成功的文学形象，就要贴着人物写——笔要紧紧地贴近人物的感情、情绪，不要游离开。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、共哀乐，随时和人物生活在一起，除了人物，什么都不想，用志不分，一心一意。

　　在《思想·语言·结构》一文中，汪曾祺表达了自己对小说写作的一些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小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。这个思想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、独特思索和独特感悟。简单地讲，就是小说家要有作家的主心骨。小说家对生活的认识，比平常人要看出更深、更广的意义。对于小说的语言，汪曾祺认为，语言和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，无法把两者剥离开来。语言不好，小说必然不好。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，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作为小说家，语言要贴着生活，要在方言和民间文学中寻找语言的滋养。

　　要想写出好的小说，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。对于如何阅读，汪曾祺有自己的体会，他在《开卷有益》一文中谈到，作为文学爱好者，应该博览群书，但是也要有所侧重、有所偏爱。一个作家应该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气质。而认识自己的气质，就是看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。书和人是有缘分的，怎样的气质，就选择怎样的书去阅读。在他眼里，写作者读书不能仅仅只读文学书，文学之外的书也可以多读一些。汪曾祺其实就是这样的作家，他看书非常广泛，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《宋提刑洗冤集录》这样的书，他读起来也津津有味。正是因为他看书多而杂，知识积累丰厚，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。

　　在该书中，汪曾祺对于小说技巧、散文写作方法、中国戏曲与小说的关系、民间文学的价值等，均有独到的见解。无论是他的文学作品，还是他的创作观念，必将历久而弥新。（陈华文）